1982年，廖汉生在沈阳军区担任第一政委的职位被免去，回到了北京。当时，上级有意安排他前往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，或者调任军事学院院长，二者任选其一。然而，廖汉生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军中，而是决定从军职上退下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次年，他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并顺利履行了职责。
廖汉生出身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，虽然参军的时间并不算特别早，但也足以证明他的资历深厚。他1933年才正式加入主力部队，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从事游击战斗。进入部队后，恰逢二军团急需政工干部，他凭借自己一定的文化素养，被关向应政委重点培养，并迅速在一年内被提拔为师政委。抗战时期，他担任过旅政委，解放战争中则是军政委。尽管在战时没有担任过兵团级职务，但他的能力和贡献仍然被认可，最终被评为副兵团级中将。 1957年，廖汉生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，直接担任了学院院长职务。随后他多次被调职，1960年调任北京军区政委，1973年担任军科院政委，1975年成为南京军区政委，1980年则担任沈阳军区政委。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，他在新中国的军队体系中稳步上升，凭借着无可置疑的能力和责任，成为了开国中将中的佼佼者。在1965年军衔取消并确定行政级别时，他与刘志坚、肖向荣、吴法宪等人被定为行政5级，而其他副兵团中将和少数副兵团级上将则为行政6级。1982年，当他已经71岁时，上级决定将他免职回京。尽管当时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要求，但由于军队的干部青黄不接，再加上廖汉生依然身体硬朗，完全有能力继续在某个位置上发挥作用，因此他本应被安排到总政副主任或军事学院院长的岗位。然而，他对于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并不感兴趣，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经历后，对这一职务显得并不积极。军事学院的学员数量较少，相较于大军区、军兵种的职务，学院的影响力显得较为有限。无论是在战争时期，还是在和平时期，军事教育在军队的职务排序中往往排在后面，总部、大军区和军兵种的地位都高于军事教育。 对于总政的工作，廖汉生也持有不同看法。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这种机关单位工作。在战争年代，上级曾让他担任旅政治部主任，但他宁愿选择担任团政委，也不愿意去做机关的具体工作；解放后，上级曾提议他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，他却将这个职务交给了冼恒汉，自己仍然更愿意留在战斗一线。而更有人提到，1982年正值总部领导班子换届，总政主任由余秋里接任。余秋里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是廖汉生的下属，担任过一野1军副政委，虽然余秋里在战时的表现没有显现出特别的突出能力，但在和平时期他凭借着过人的财务管理才能，很快就升任为总财务部部长。其后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，余秋里继续担任总后政委。1958年，余秋里被调任石油部部长，勘探出大庆油田，解决了新中国对石油的迫切需求。到了六十年代，他又调任国家计委，之后更是被提拔为副总理，直到八十年代初。此时，余秋里已经是副国级的领导，1982年他原本被安排到政法委担任书记，但最终要求调回军队，并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主任，协助杨得志、洪学智、张爱萍等人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。 廖汉生是否因为希望退下来，或者换个工作环境而离开军队呢？1983年，他在新一届人大中当选为副委员长，负责法律工作，直接成为了副国级领导。虽然他不再继续担任军职，却依旧履行着重要的国家职务。对于一些人而言，他转而去人大履职，是否意味着他对军职有所不满？但其实，这一切安排都是上级的精心考量。廖汉生并非主动选择离开军队，而是被选中参与人大工作，正如他之后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并非个人所能决定一样，这一切都由组织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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